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出，每个国家都应该生产产品，并在其相对最不擅长的领域通过贸易满足需求。即使中国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所有的产品，但美国仍应生产它相对擅长的产品，中国也应如此。

  因此，每个国家都应专门生产其擅长的产品，并通过贸易获得其不再生产的产品，这符合各个国家的利益。没有一个国家与世界经济完全隔绝（即使是朝鲜，也与中国进行贸易）。只有所谓的“自给自足”不会产生贸易。因此，所有国家都要参与贸易，因为国际贸易能提高经济效益与民众的消费水平。李嘉图利用英国布料和葡萄牙葡萄酒的例子说明了他的理论。

  如果生产葡萄酒需要80名葡萄牙工人，生产布料需要90名工人，那么葡萄牙就应该出口葡萄酒，进口布料，因为生产葡萄酒比生产布料更有效率。葡萄牙应该从英国购买布料，即使生产这种布料需要100名英国工人。这可能会令人不解，但葡萄牙生产葡萄酒的效率更加高，因此通过专业制酒和进口其弱势产品，该国可以生产出更多的葡萄酒。

  就英国而言，生产布料和葡萄酒都比葡萄牙需要更加多的劳动力，比如要用100名工人生产布料，120名工人生产葡萄酒。鉴于此，英国应该专攻布料生产，因为它在织造方面相对更有效率，但这不是非常大的优势，因为葡萄牙可以用更少的工人生产布料和葡萄酒。然后，英国需要进口葡萄酒，因为其在制作葡萄酒方面的效率较低。

  通过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两国均能超越其自行生产全部的产品时的消费水平。这个概念不是很容易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指出，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比较优势，是经济学原理的最佳例证，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很多聪明人看不透。22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能不能让我们判断是否应该担心贸易逆差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理论受到过一些批评。

  人们指责李嘉图忽视了国际贸易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比如他提出了一个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模型。在李嘉图的模型中，国家不能改变自身的比较优势，例如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会专注于农业。但有时国家也会营造专长来获取比较优势，例如通过政府政策促进某些行业的发展，这是所谓的“新贸易理论”。

  李嘉图模型的这项延伸理论由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他曾因研究动态贸易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根据新贸易理论，即使英国没有人口优势，但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不必被低成本的制造业国家彻底挤出市场。人们对李嘉图的另一种批评是，他对劳动力和资本的不流动性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假设。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资本在国家之间的流动不像在国内那样自由。

  如果同样自由的话，英国的资本就会转移到葡萄牙，而且布料和葡萄酒也可以在那里生产。李嘉图很少提到劳动力的流动问题。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李嘉图设想的是完全还是不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化专业分工。一个国家通常不会完全放弃某个行业，所以完全的专业分工非常少见。但李嘉图没有审视不完全专业分工的影响，也没有弄清楚贸易商品该如何定价，只是假设该价格处于两个贸易国的价格中间点。

  或许比技术性异议更重要的是，人们认为李嘉图忽视了贸易的“分布”影响以及各国在进行贸易时的政治因素。例如，他假定国家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并且参与国际贸易的经济部门都有自行调整的能力，但通常这两项假设都不能成立。另外，有些行业因专业分工而被淘汰或缩小规模，李嘉图也没有提及这些被裁减下来的员工该怎么样安置。

  与以往一样，即使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了，也总会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受益更多。李嘉图还因忽视了英国和葡萄牙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受到批评，而这两个国家是他在《原理》中使用的例证。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李嘉图向来“默认贸易国之间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发展水平。这就排除了帝国主义和强权营造经济优势的情况”。

  她补充道：在现实情况中，葡萄牙受制于英国海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葡萄牙才不得不接受英国的贸易条件，致使其纺织品的生产和工业发展都受到了阻碍，也使葡萄牙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加依赖英国，当（资本）积累被纳入考虑范围时，葡萄牙显然无法从自由贸易中受益。扩大制造业的投资会带来技术进步、经验累积、产业专业化以及加速积累，而对葡萄酒的投资则会走进死胡同并陷入停滞。

  值得指出的是，李嘉图在《原理》中只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讲贸易理论。如果他在这本开创性著作中更多地关注贸易，而不是其他经济理论，那么有些批评的声音或许就可以平息了。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有助于从根本上解释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原因和方式。他们指出，作为一个整体，国家会从贸易中获益，但在这一个国家的劣势行业中也会有人遭受损失。

  他们还发现，一旦考虑到政治因素，欠发达经济体可能难以与向其提供援的富国就贸易条款进行谈判。对于像英国这样的后工业化经济体来说，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造价更低，所以英国在制造业的竞争中举步维艰，于是转而加快发展服务业。因此，全球化增加了经济再平衡的难度。李嘉图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样是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

  大卫·李嘉图不会把政府政策的重点只放在经常账户赤字上面。他的理论核心是，决定经济繁荣的是生产和交换，而不是他那个时代用来促成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政策。25这与亚当·斯密的观点类似，后者认为这种促成贸易顺差的做法是“荒谬的”。26与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也会敦促政策制定者关注国内经济的健康情况，而不是仅仅关注贸易状况。

  一个国家能够准确的通过其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效率确定自身的相对优势，然后进一步实现贸易平衡。李嘉图认为，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贸易顺差，而不考虑怎么调整国内经济以使其出口商品更受欢迎，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贸易逆差是否重要毫无疑问，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在他那个时代和现在一样具有影响力。贸易壁垒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弱化。1843年，詹姆斯·威尔逊创办了《经济学人》周刊，以支持自由贸易和市场的兴起。

  该杂志还刊登过威尔逊的女婿沃尔特·白芝浩的文章。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后来英国成为工业强国，世界上的其他几个国家也纷纷效仿。WTO的自由化进程却在21世纪停滞不前了。因此，在不完善的全球贸易体系下，美国和英国的比较优势并不能带来李嘉图假设的所有利益。他还会对国际贸易中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感到担忧。李嘉图会更努力地推动全球市场的开放，尤其是相对封闭的服务业市场。

  鉴于服务业占全球GDP的70%以上，服务业贸易的自由化将有利于提升美国和英国的贸易地位，更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随着服务业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开放，如果英国的主导行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其国内的逆差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同时，李嘉图也不会过分担心英国从别国购买的商品会超过其销售的商品。他会把英国的贸易逆差视为经济结构的表征。

  具体来说，英国专注于服务业，而与制成品不同，服务业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不可交易的。因此，英国的贸易逆差源于商品进口，而其生产的商品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在本国内销。无论如何，李嘉图都会敦促英国保持自《谷物法》废除以来的开放态度。最后，鉴于他认识到了阶层之间的冲突，所以如果李嘉图有机会扩展他对贸易模式的阐述，他很可能也会接受重新分配贸易收益的措施，将更多的收益从寻租者手中转移到遭受损失的人手中。

  当一个经济体开始专注于某些领域而较少关注其他领域时，那些落在后面的国家便有了发展的机会。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并探讨李嘉图等伟大的经济学家会以何种方式帮助那些在贸易中遭受损失的人，以及各个发达国家中出现的经济复苏现象对全球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